台灣自1971年因種種因素退出聯合國，造成台灣長年來國際空間狹隘。以環境而論，台灣四面環海，島國的天然國界，除海洋的議題擁有較大的關注和投入較多的資源耕耘外，其他的環境議題，幾乎可說是限縮在國內爭議，對其他國家或國際環境議題的討論和新聞，更經常佔不到幾行字的版面，茶餘飯後的一兩句笑言。

台灣受國際排擠是事實，但台灣環境議題缺乏國際深度亦是台灣在國際環境議題上自我設限所造成。

環境議題包山包海，討論的角度、目的和方式亦五花八門各有焦點，怎麼樣的討論可以稱得上具有「國際深度」？要理解這個基礎問題，必須要回顧歷史，甚麼樣的環境議題被抬升到國際層次？是什麼促使國際間正視環境議題必須跨國協商？

國際間最響亮的國際環境議題主導者，非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Nation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UNEP)莫屬。在1972年位於斯德哥爾摩的聯合國人類會議上，宣佈了〈人類環境宣言〉，並促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成立。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成立的背景，當然與環境汙染和環境的劇變有極大的關係，例如1952年的倫敦煙霧事件、同年發生的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及1956年日本的水俁病事件。

在1962年，美國學者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靜的春天」出版，喚起人們對化學殺蟲劑影響環境的廣泛關注，而1968年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的「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則寓言人口暴增可能導致飢荒。

對照台灣環境相關專責單位成立之原因，也與環境汙染有極大的關係，70、80年代的諸多環境汙染事件，如1979年的米糠油中毒事件、1982年陸續爆出的鎘米汙染事件，均促使了1982年衛生署環境衛生處改制升格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同年於直轄市政府內設立環境保護局，環境保護議題自此漸進升格，愈加受到重視。

但考究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辦公室設立的位址，不在這些遭受工業革命輝煌下重汙染地區，而選在非洲肯亞的奈洛比。或許值得我們關注，汙染的背後還有更為事關重大的難題需要透過國際才可能得以解決，那就是自然資源稀缺的問題。

稍微把時間往後推到2000年的千禧年，聯合國發佈的千禧年發展目標中，有關確保環境永續的項目中，包含三點：(1)將永續原則納入國家政策及方案之中，扭轉環境資源流失之困境；(2)將無法持續獲得安全飲用水的人口比例減半；(3)在2020年前，明顯改善至少1億貧民區居民的生活。

以人類為思考出發點，雖對於環境人士而言有點遺憾，但此與聯合國的宗旨有其延續脈絡：維持人類和平是其重要的核心理念。這也間接暗示了，倘自然資源無法被妥善保護和配置，饑荒、貧困、不健康、汙染都是能輕易觸發戰爭的導火線。

談到戰爭對人類和自然的傷害，第一次與第二次的世界大戰還在不遠的過去，仍心有餘悸。回到主題，為何環境議題具有國際深度，促使面對不同地理和環境問題的國家紛紛投入國際環境議題的論述和行動中？解決汙染、創造健康美好的環境生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環境不是給人類更好生活的奢侈品，而是處理不當可能造成人類文明下一個集體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