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否會成為對抗氣候變遷的絆腳石? 氣候變遷
巴黎協定在195國支持下於去年12月12日風光通過
2016/10/24 5571
Annie Spratt,取自Unsplash

巴黎協定在195國支持下於去年12月12日風光通過,今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175國在聯合國總部簽署巴黎氣候協定,菲律賓也在簽署國家之列,前總統艾奎諾政府曾向聯合國承諾,如果菲律賓能獲得已開發國家充足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得以改採環保技術,2030年菲律賓要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到2000年的30%。

但是5月9日才上任的新總統,羅德里戈·杜特蒂卻對巴黎協定不買單,大動作否認前朝的減碳承諾,直指減碳目標是「瘋狂」的。

杜特蒂「翻臉不認人」的做法,讓人擔心是不是有更多國家會群起效尤?更嚴重的是,民主制度是不是會成為拒絕採取氣候行動的藉口?尤其在開發中的民主國家?

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William Nordhaus曾主張,即便已經存在低成本、且有效的低碳轉型工具—碳排放稅,可以在不造成重大經濟混亂的情況下將化石燃料引導到更便宜的太陽能與風能,但是大部份的國家缺乏政治意願去執行。

以美國為例,來自國內大型能源公司、反增稅團體、氣候變遷否認論者的政治壓力,迫使許多國會議員選擇「次優」的政策工具,例如用間接方式課碳稅,或是獎勵風力、太陽能發電,但這些做法的效果並不顯著。

環境倫理學家Dale Jamieson同樣質疑民主是否能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他指出民主政府有維持利益團體獲利現狀的傾向。科學家James Lovelock也悲觀認為,人是受慣性驅動的動物,除非有重大災難性事件,最好的民主政府所能做的只有「適應」氣候變遷,如築堤防止海水倒灌。他甚至認為防止氣候變遷需要做出許多艱難決定,在這方面威權政府會做得比民主政府更好。

但是否真的有必要在民主與拯救地球之間做選擇?從一些對全球國家環境永續發展程度的報告可以看出,事實並非如此,民主國家對於保護環境的貢獻仍然是瑕不掩瑜。

兩組數據可以幫助我們確認民主對於氣候變遷的影響:分別是經濟學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2015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 2015)與世界能源理事會(World EnergyCouncil)的「能源三元悖論指數」(Energy Trilemma Index)。

在民主指數將167國分為四大類:充分民主、缺陷民主、混合政體、獨裁政體,民主最佳國為挪威,最差國為北韓。其中台灣名列31名,和南韓、日本同屬於缺陷民主國家。

能源三元悖論指數將130國在三個關鍵能源措施的表現排名:能源安全(可靠的能源供應)、能源平等(國內能源價格)、環境永續(國家能源造成溫室氣體排放的情形),能源措施最佳國為瑞士,最差國為南非,台灣排名30(因為能源九成以上進口,所以能源安全排名54,環境永續方面因為大量依賴化石燃料,加上被其他國家超越,所以名次從2013年的59名掉到96名,至於能源平等是台灣表現最好的項目,排名12名,台灣就是靠這一項拉高總排名。)

在民主指標中,被EIU列為民主國家者,在能源永續指標上的平均排名是34.2名,相較之下,被列為獨裁政權國家的平均排名只有85.6名。但在民主國家中有三國表現極差,分別是加拿大(71名)、美國(95名)與澳洲(110名)。

另外在能源悖論指數指出,能源安全、能源平等與環境永續三者之間難以兼顧,例如以能源平等為優先考量的國家容易以犧牲能源安全以及環境永續的方式,進口低價的化石燃料,直到發展出低廉的綠色能源。(例如台灣)

兩者搭配來看發現,民主國家相較於威權國家,在環境永續的優先性傾向高於能源安全與能源平等。這和一般直覺中,民主國家會為了討好選民而降低電價相違背。這是因為訊息流通自由是民主國家的最大優勢之一,透明的資訊讓選民更能了解氣候變遷的影響,並促使政治家對氣候變遷採取具體行動。

即便在美國、加拿大、澳洲等「永續留校察看」國,民主也逐漸督促省、州、市層級政府承擔更大的減碳責任。例如加拿大哥倫比亞省已經徵收碳稅、加州正發起碳交易計畫、墨爾本設定在2020年零排放的目標。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民主不會因為氣候變遷而走回頭路,上述以已開發的民主國家作為調查對象,或許存在歷史性的發展條件,不能等同於開發中的民主國家的氣候表現。

我們寧願相信現在的民主制度對於氣候變遷等環境議題的處理能力確實有待加強,這將是全球民主國家未來最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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