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塞拜然巴庫氣候大會（ＣＯＰ29）第一周邁入尾聲，資金、履行承諾等更具野心的目標持續在會場爭辯。川普勝選，美國的立場反應在他的國家館，竟比我太平洋島國友邦帛琉還小；阿根廷代表團退出談判，主辦國總統譴責法國、荷蘭以氣候為名的「新殖民主義」，讓法國生態轉型部長決定缺席大會等戲劇事件，為大會蒙上陰霾，更投下變數。

巴黎協定創設國家自定貢獻（ＮＤＣ），希望以自願性機制推動全球減量，一九五個締約國、一六八國提出的ＮＤＣ，如今已踏入深水區，即承諾如何履行？所需資源、資金、技術如何取得？集體量化目標是否足夠？

巴庫氣候大會前，聯合國環境規畫署排放差距報告指出，在增溫攝氏一點五度目標下，二○三○年全球需減量四成二，但各國ＮＤＣ只減一成，增溫上看攝氏二點六度；會中，氣候公約金融常務委員會公布，直到二○二四年中，已開發國家氣候資金才終於突破每年一千億美元，足足晚了四年，勉強達成二○○九年哥本哈根大會的承諾。可見自願性機制與ＮＤＣ勢必要有更多配套，才可能務實邁向淨零。

從「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規定來看，自願性機制的核心ＮＤＣ，並非傳統國際法院規約所定義的法源，即國際公約、國際習慣、一般法律原則等；但由於氣候議題的普世性、廣泛性，氣候公約歡迎和邀請所有成員以積極、正向、有據、可考的方式提出聲明，既不影響巴黎協定的國際法形式，也符合國際法的要件，透過持續的國家單邊聲明，逐漸形成具體國家義務，即有一定的法律意義與法律效力。

在國際場域，ＮＤＣ是一個台灣得來不易的「國家義務」，可以被其他國家重視，儘管我們始終都不在締約國之列。ＮＤＣ可以是台灣的「氣候名片」，其形成以及內容應該是嚴謹的，且經過行政、立法程序形塑共識。對外作為具體國家義務的呈現，對內則做為指導目標、績效考核，甚至究責的基礎。這遠比虛擲公帑，年年在氣候大會主辦國買廣告大外宣務實。

國發會雖力推二○五○淨零排放路徑，但與環境部所提的ＮＤＣ各行其是並未對接，不符合氣候公約決議所規定的「清晰、透明和可理解」要求；大部分民眾也不知道ＮＤＣ內容，更沒有立法、國內法化等制度考量，僅停留在行政作業層次，沒有發揮其價值。

事實上，從今年十月下旬開始，生物多樣性公約、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塑膠公約最後一輪談判、荒漠化公約等重要環境公約陸續召開，也都面臨著與氣候公約相同的困境，即自願性機制下的國家計畫、財務支持及集體量化目標履行不力，也需要透過國內法律制度強化。台灣若有其他環境公約的自願承諾，也應參照ＮＤＣ的做法強化。

「台灣可以幫忙，Taiwan Can Help」的最好實踐，就是更重視ＮＤＣ，將其與「氣候變遷因應法」相結合。明年二月各國即將提出第三版ＮＤＣ，台灣應該要有不同以往的做法，更重視內容履行與執行不力的究責，才能讓台灣的淨零行動不至於淪為空談。

* 本文刊登於民國113年11月15日 聯合報民意論壇：https://udn.com/news/story/7339/836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