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我國第一件「氣候訴訟」的綠色和平控訴經濟部案件8月宣判，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歷經2年6個月後以兩個簡單理由駁回：一、人民對法規命令之制定，僅有提議權，尚無公法請求權；二、司法機關對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應如何制定，並無置喙之餘地，僅得於個案為法規合法性之審查，且不及於妥當性及合目的性。

法院上述見解，顯然未意識到極端氣候的嚴重性，漠視氣候公約、《巴黎協定》已具絕對法（jus cogens）的效力，也沒注意到行政院頒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中「氣候變遷與人權」專章的意旨，既未停止審判，要求大法官解釋，也未能具體回應人民（包括兒童）對於減碳的要求，令人痛心。

對照日前召開的聯合國氣候高峰會，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說：「人類已經打開通往地獄之門」（humanity has opened the gates to hell!）的氣候危機，我國司法瞠乎其後，絲毫不解其義，真是可悲。

傳統的司法一直都有不得干預行政、立法的自我謙抑（卻是似是而非）的思維，因此法院對於氣候訴訟的回應，不是以不具備當事人適格駁回，就是不承認起訴者有權利受損，或者，根本不具備全球氣候立法與政策的認識。

近來，許多國家（包括我國）的環境監管不是削弱（降低監管能力），就是短視（主事者不是環境的捍衛者，而是相反），或者無力（更少的預算支持）。這樣的環境法治退步三部曲，不斷發生，例如美國、英國、巴西、俄羅斯、印度、菲律賓等。加上司法退位，那將會更加惡化國家解決氣候問題的體質，是地球（包括人類）不可逆的危機。

相對於台灣司法對於氣候訴訟的消極及無知，2021年，9個德國青少年認為德國《聯邦氣候保護法》規定「到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至1990年的55%」，嚴重不足，侵害其受基本法保障的人權，因此向憲法法庭申訴。德國憲法法院認為「生命和人身完整的權利」包括「對於環境汙染造成的損害的保護」，這個見解甚至比聯合國大會2022年決議乾淨、健康、永續的環境是基本人權，以及2023年8月《兒童權利公約》通過《第26號意見書》，承認氣候變遷對兒童基本權利的嚴重影響都來得更早。德國憲法法院獨特之遠見成為確保環境健康難能可貴的典範。

德國憲法法院認為，選舉的間隔很短，日常的政治進程在結構上難以追求長期的生態利益。因此，司法部門的任務不是將開放的憲法規範在立法中具體化，而是確保這些憲法規範的邊界被立法者尊重。

德國憲法法院的判決宣告不久，德國聯邦政府及議會於當年5月12 日通過新《聯邦氣候保護法》，將原訂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減少比例由55%提高到65%，到2040年再減少88%；與此同時，德國需在2045年實現碳中和，即溫室氣體凈零排放，比原先預計的減碳排程提早了5年。

如同理律法律事務所在2021年《聯合報》願景工程的氣候危機行動論壇所提建議之一，應於法律明定2050年前之淨零排放具體達標路徑、確立自然人基於基本權利訴請審查法律違憲之司法程序、建置人民監督國家氣候政策執行之司法審判機制，以確保人民在氣候災難下之生存權、健康權、環境權及世代正義之保障。惜乎我們政府（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監察等）顯然無意也無暇顧及這些建議。

台灣首起氣候訴訟的失利，以及司法者尚未覺知其氣候角色，無形中會惡化台灣的氣候因應作為，必將戕害人權，這是台灣「通往地獄之門」的前奏嗎？筆者衷心期盼法律人（特別是司法院）以代際正義為考量，檢視政府的減碳政策，為往後世代謀憲法保障的環境基本權利福祉。不要等到氣候變遷的不利影響，不可逆轉地將減排負擔轉移到年輕人，那就是罪不可逭了！

（作者陳長文為超國界法律教授、律師，謝英士為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律師）

* 本文刊登於民國112年10月1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31001002900-262104?chd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