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司馬遷在歷經一切身體與精神的磨難後，終於完成《史記》，其後在〈報任少卿書〉留下十五字的千古名言：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是司馬遷總結自己從「太史令」(漢代官職)蛻變成「太史公」(自我定位)的過程，其樹立的典範也成為給世代中國人的英雄帖。

被譽為史學泰斗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先生，便是用一生踐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歷史學家。而「究天人之際」應該也是法律體系的最高境界，更是環境法的思想指導，就這點而言，余英時先生也為法律、環境法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余英時先生出生於1930年，他在所面對的「古今之變」是1874年李鴻章在給同治皇帝的奏摺上所說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也就是在西方船堅砲利的衝撞之下，整體中國從科技、政治、法律、思想等層面的快速西化。

余英時先生的史學研究致力於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他看到「中國知識界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殖民地的心態，一切以西方的觀念為最後依據，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還是來自西方。如『依賴理論』、如『批判學說』、如『解構』之類」(〈怎麼讀中國書〉，收錄在《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

其又認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部分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希望青年朋友有志於讀古書的，最好盡量先從中國舊傳統中去求了解，不要急於用西方觀念作新解」。(收錄於〈怎麼讀中國書〉)

余英時先生傳遞的是獨立思考的重要性，並透過近60本專書，400餘篇論文加以實踐。例如朱熹向來是中國哲學史的重要研究對象，所有朱熹留下的文章還有他的生平無一不被反覆爬梳，但是余英時先生還是可以在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從中找出新意，他的方法是把朱熹放回整個宋朝的歷史脈絡中，透過非常縝密的歷史考據，理解宋代士大夫的思維結構與行動模式。相較於把朱理學著作與時代抽離，用現代的眼光理解它，余英時先生的作法更能尊重時代背景的差異，因此能夠開創新局。

2014年，84歲高齡的余英時先生與其恩師錢穆一樣，都在晚年階段，關注天人之合、之際的問題，出版了《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初探》，孜孜不倦地踐行其作為一位歷史研究者，或者說一位史家的職責，與太史公的精神遙相輝映。

2021年8月1日余英時先生從歷史舞台優雅謝幕，8月5日中研院對外宣布余先生離世訊息的2天後，聯合國發布的新的氣候科學報告短暫的出現在各大媒體的主要版面，令人感到時代變遷之迅速，我們還未從清末以來的西風東漸中走出自己的道路，一項新的挑戰，來自自然環境的反噬正鋪天捲地而來。幸好在風浪之中，余院士豎立的思想燈塔仍然透過不朽的文字為我們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