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氣候協議已經通過，日前環保署長魏國彥在媒體投書表示，「如果台灣是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一員」，我們將會貢獻心力與財力，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因應氣候變遷，為人類永續發展而努力。究竟台灣要為氣候變遷負擔多少責任？這是魏署長沒有提到的問題。

共同但有差異的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l Responsibility，CBDR）是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責任分配指導原則」，依據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環境問題的歷史差異，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濟、科技能力的差異，賦予各國不同的責任。

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原則，從誰應該減多少碳、誰應該付多少錢，都適用。但應用的困難之處就在於如何「具體」區分誰的責任到底有多重？

台灣並未加入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也沒有機會加入新的巴黎氣候協議，所以不在CBDR原則的規範框架下，但今年通過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已揭示，身為國際一員，我們必須要了解台灣在因應氣候變遷問題上的國際責任，以及這個國際責任在國內的意義與價值。

台灣的經濟實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GDP全球排名26，人均GDP排名16。另外，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評比，台灣的世界競爭力排名15，顯示我國有相對高效能的企業與政府，科技實力也不容小覷。但同時台灣也是排碳大國，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排名24，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更達到第20名。

這些數據顯示，台灣有能力，也有責任減碳。除了國內減排之外，我們也應該自主履行對開發中國家的責任。然而我們的減碳目標相對保守，而且政府尚未做好能源轉型的準備，更不打算擺脫溫室氣體最大排放源──燃煤電廠，顯示雖然有溫管法，但還沒定下減碳的決心。

在國際責任方面，根據巴黎氣候協議，2020年前，富國每年要對窮國支助1000億美元，但這筆資金直到2015年還只有620億美元。台灣不用加入「存錢」的行列，而且已經有專家指出開發中國家根本沒有能力運用這些經費，台灣反而可以運用這筆「該存」的錢，提供實質的技術協助。例如去年我國政府協助美洲友邦聖文森加強水災防救能力，聖國受益人口1萬4000人，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並應該擴大進行。

台灣對於氣候變遷的責任來自於我們的高排碳量、我們的經濟與科技實力以及愛護地球母親、關懷同胞與下一代的心，而不是如魏署長所說，「如果」聯合國讓我們加入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才會付出行動的「附條件」責任。事實上，在魏署長要求聯合國「包容、接納」我們之前，如果可以先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拿出國內減碳與扶助其他脆弱國家的實績，相信會更有自信、更有說服力。在後京都時代、新的巴黎氣候協議啟動的時代，讓我們以更大的決心，做氣候變遷的英雄，用行動證明自己！

本篇刊載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