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範圍說明
貳、事件背景
參、本案分析
一、無法預測=無國家責任? 
二、面對極端氣候，司法應進一步豐富國家賠償法的內涵
三、救災要有SOP
肆、結論與建議

壹、範圍說明

本文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6年度重上國更（一）字第1、2號國家賠償事件判決為主要分析案例。聯合國的氣候科學機構--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IPCC）在第5次評估報告 中指出，氣候變遷極有可能是人類行為的產物。IPCC所指的極有可能，即可能性超過95%。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3.3條揭示預警原則，要求締約方採取預防措施，預測、防止或盡量減少引起氣候變遷的原因，並緩解其不利影響。2015年我國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亦將氣候調適作為政府義務，調適的義務包括：預防性及反應性調適、私人和公共調適、自主性與規劃性調適等。在此30年間氣候環境與法律環境的變化下，法院對於「天然災害」國賠責任的認定方法為本文研究重點。

貳、事件背景

2009年8月9日清晨6:16，標高145公尺的獻肚山，禁不住豪雨沖刷，經過110秒的崩塌，將小林村的上半村瞬間掩埋。

小林村的對面山坡也產生大規模山崩，土石崩落楠梓仙溪形成土石壩，約30分鐘後土石壩潰決，小林村的下半村就被掩埋在38%濃度的泥流當中，將近500人遭到土石掩埋。

參、本案分析

一、無法預測=無國家責任?

高雄高分院判決指出，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出具的報告，小林村遭掩埋主因是該地區地形利於蓄水，順向坡度傾角超過卅度、地層破碎等特性，加上過長降雨所致，高強度或高總量的降雨不是山崩的單一原因，不能苛求公務員預見山崩。最高法院採之。

如依照法院的判斷，會得出一個結論:只要無法預測，就是不可抗力，就沒有國家責任。然而這恐怕是誤解，因為人的力量固然是有限的，自然界有太多無法100%掌握的災害，但沒有人懷疑我們有預測能力，尤其是處於現代科技的今天。

我國許多機關都在從事預防工作，如「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投入經費研發「災害潛勢地圖圖籍」與「災害潛勢數值資料」等災害潛勢圖資以及災害環境指標、水保局劃設「土石流潛勢溪流地區」、氣象局強化災害預測準確度以及通報系統等等。

換言之，處在今日的環境，根據不同國家的不同科技與財政能力，整體的「災害預測能力」正逐漸提升之中。這些預測科技反映在行政作為上，當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八十的預見可能性時，就應該有不同的判斷與作為；例如通知、勸離、強制撤離等不同程度的方式，但政府不能因為預測的結果不確定就不作為。

因此，法院在判斷政府責任時，當然應該細化到此程度，才能有助於以司法之判斷，衡量政府之適切責任，以策未來。而不是因為災害發生的「方式」(崩塌+土石壩潰決)無法預測，就全盤否定國家責任的存在。更何況，災害發生前，各級政府對於小林設村地點有何因應作為？是否已經善盡責任禁止或限制？都未在判決中論斷，判決審理之範圍過於限縮，導致結論顯有偏頗，殊屬遺憾。

上述前、中、後的論斷層次；或者有始有終的論斷方式，才是檢視氣候時代底下，政府應有責任的方法，如果司法沒有這樣的體認與縱深，就好比以石器時代的法律思維適用於當代，造成無法隨科技演進的法律，就是輕縱國家責任的法律。

二、 面對極端氣候，司法應進一步豐富國家賠償法的內涵

國家賠償法制定於1980年，當時還沒有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司法院在1998年公布469號解釋時，雖然氣候公約已經通過8年，大法官仍在解釋理由書中將「純屬天然災害」排除在國家賠償範圍外，還沒有意識到人為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國家責任的變化。

但當人為造成極端氣候逐漸加劇，強降雨的強度與次數增加，儘管「準確的」災害發生並不一定可以預見，但一定程度的「預測」與「警告」並非無法做到，在此情況下，司法看待政府的責任與角色的視野是否應該有所調整？甚至，判斷政府責任的層次與方法是否應該有所改變？

例如預警的功能必須被彰顯，我們不必有明確未卜先知的能力，但風險總是可以估算，例如像小林村這樣，建於第一階河川地的高風險村落，就必須有預先防範的作為，例如強化水土保持、災害時提前撤離、甚至制定更嚴格的搬遷計畫，在災害發生前就可以採取處置。

此外，農委會水保局將被淹沒的小林國小與社區活動中心劃設為避難處，是否有經過充分的調查、科學依據？或者僅配合既有公共設施？卻渾然不知此「公共設施」本身也身處險境？如此劃設的「避難」處所有何「免責」依據？這些都是在本案中未探究的部分。而此部份的不被探究，就等於司法失去調整國家責任與自然災害間關係的機會，也等於人民失去司法深度關懷的可能性；

三、救災要有SOP

以目前的氣象預測能力，微氣候技術可以掌握小林村的即時雨量，理論上已經很細緻，但仍無法說服法官，因為法官認為超出預測極限。

但法官恐怕錯了，很多救護車遲延送醫的案例判醫院敗訴，都是因為醫院沒有SOP。又例如車行北宜公路時，如果石頭突然砸下來，這時候要看有沒有落石的告示，因為整個山林是國家在管理，徒有管理之名，卻無管理之實，豈不怪哉。

救災也一樣，從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發布的土石流警戒，經過高雄縣災害應變中心、甲仙區災害應變中心，為何最後到小林里里長卻沒有做出任何反應？

這過程中應該檢視救災的SOP是什麼？法律是否有規定？如果SOP沒問題，接下來才要問行政人員沒有遵守SOP。

這裡高雄市和小林里的抗辯是，里長視現場情況有裁量權，這在國家救災系統的設計上是否真的說得過去？耗費龐大人力經費建置層層的救災體系，最後在執行端卻無力貫徹，而以「裁量為名」，「遁逃」到司法。就像一個笨重的機器人裝上稻草手臂，這樣的畸形怪物居然也通過法官的檢驗，這是判決結果仍難予以接受的理由之一。

肆、結論與建議

小林村的設址，據考證，起源於1915年日本政府強迫小林聚落的先祖遷至五里埔的河谷沖積扇。

莫拉克風災中，高雄市小林村、屏東縣好茶村及台東縣嘉蘭村等主要受災部落，都在近百年內陸續遷村，這些村落赤裸裸地蓋在「河走過的地方」，在沒有任何防護措施下，最終仍抵擋不住自然的力量。

只要細看這段歷史，就可以知道八八風災的悲劇其來有自：歷經一個不人道的時代，加上漠視的時代，最終迎來災難的發生。與其說是天災，或許人禍的成分更大一些，因為這些地方本不應該有村落存在。而這個人禍狀態持續到現在，仍被司法所輕縱，這是判決習焉不察之所在；

10多年過去，八八風災的教訓能為政府帶來多少省思？全台灣還有多少部落興建在第一階的河階地上？水利署、自來水公司、台電是否還在為這些地方拉水牽電？

所有個別公務員責任的疊加，就形成一個政府的整體責任。然而，只要司法實務依舊耽溺於傳統「災害不可預測」的思維，現代型的「國家責任」就不可能有出現的一天；而只要「現代國家責任」無法獲得司法的確認，人民權益的保障就更遙遙無期；在氣候變遷的時代，法官的視野是否能夠穿透傳統國家責任的迷障？是否能夠突破「典型國家不作為」的限制？吾人深刻引頸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