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思地球日：艱辛時刻的睿智選擇，投資自然（一）

2022年的地球日不太平靜，在新冠疫情再度爆發，單日確診破千、即將邁入高峰的此刻，很難以歡慶的心情看待這個跟地球有關的節日。國際間俄烏戰事加劇，仍看不到盡頭，原物料高漲與通膨壓力，也讓人無暇顧及地球的危機。

環境議題經常是邊緣的，無論是在高飛揚帆或是停滯泥淖的時刻，政客總是可以找到各種理由，來淡化處理環境議題。也許這麼想，稍微可以寬慰心中揮之不去的挫折感吧。

如果沒有疫情，今年4月22日，部份環團朋友們仍然會出現在總統府會議廳，坐在象徵平等的大圓桌上面見總統，表達各自意見。但在藻礁公投失敗後，延宕兩年的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環評於20分鐘迅速通過後，這樣一年一會的形式會議，到底有多少、多大意義？相信許多人心中早有答案。

2020年地球日50周年時，本會「在瘟疫中度過的地球日50周年」一文，曾質問地球日的意義，以疫情因應（某些時候是反民主集權的），類比氣候變遷作為，質問民主是否是因應氣候變遷的有效機制。

所幸，在氣候變遷方面，台灣終究拋出了「2050淨零排放路徑」，以及氣候變遷因應法的修法，碳匯以及碳費等諸多議題，攤在陽光下接受各界檢視。這樣的進展，差堪可算是迎上了2022年地球日主題「投資我們的星球」（Invest Our Planet），但什麼是淨零排放的內涵，什麼是投資環境？仍待觀察。

2015年通過的「巴黎協定」，要求締約國每五年提出「國家自訂貢獻」（NDCs）據而履行，其內容應涵蓋減緩、調適、資金、技術轉移、能力建構、教育等各個面向，即便2018年《巴黎協定》締約國會議通過「透明度框架模式、程序和指南」，以原則性條目提示NDC編制需納入之考量因素，就格式與要件進行詳細說明後，迄今，各國NDC內容仍百花齊放，經常缺少可量化比較性。

在控制全球增溫於本世紀末前不超過攝氏2度，甚至控制於攝氏1.5度以內的減量目標下，無論是有意淡化，或技巧性彈性承諾（例如滾動式調整，隨國際情勢變化修正），各國充分展現推遲氣候行動的「文采」。終令2020年底各國提出更新版NDC的總體減量效益，產生增溫超過攝氏2.7度的離譜結果 。但就在如此荒謬的情況下，2021下半中、美、歐盟竟然在氣候議題上達成共識，迎來更具野心淨零碳排目標。

還沒學好走路，就要開始奔跑，氣候治理就在這樣「被迫長大」的過程中前進。今年3月底國發會提出之台灣淨零路徑亦然，部門主軸看似妥為規劃，但細部目標、效益評估與政策配套等，均付諸闕如。既無方法學，也無可信度，更無究責機制。國發會所提的淨零路徑不令人驚艷，也不令人意外。以「森林碳匯」而言，上述路徑提出到2030年高達847億的經費需求，就是一項頗堪質疑的方案。

何以言之？根據國發會規畫，森林碳匯量目標從現今21.4百萬噸，提高到2050年22.5百萬噸。以30年時間增加110萬噸，約5%的碳吸存量。一年增加約11萬的碳匯量，怎麼做？如何維持？能不能抵換？都有待觀察。既有的碳匯如何優化？也有待政策釐清。不過，儘管尚不清楚上述「增匯」的過程與方法，但重視投資自然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只是方法要得當。（待續）

省思地球日：艱辛時刻的睿智選擇，投資自然（二）

厚植森林碳匯是投資自然，在氣候變遷語境下，即是重視以自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因為森林同時具有吸收二氧化碳，調節溫度、涵養水源等氣候減緩與調適功能。

2021年底英國格拉斯哥氣候大會前夕，114個包含歐、美、日、韓、英、俄等，佔全球總排放量的42%的國家提交更新版NDC，其中96份NDC（92%）內容以NbS作為減緩措施；69份包含具體量化目標，主要是森林相關目標，明顯比過去版本更為積極 。

各國或許仍無法捨棄化石燃料，進行碳定價，但已擁抱自然解方，特別是森林，因為森林是基於土地，可表彰國家自然資源主權，與生活息息相關，甚至是地方文化的一環。森林－這個陸域面積最大的生態系類型，具有貫穿社會、經濟、環境與文化的多重意義與價值。

重視投資自然的方向已是國際重要趨勢，但方法必須得當。

自然價值很抽象，面對更為「具體」、更為「實際」的經濟或社會利益衝突時，往往居於不利地位。因此，形成對自然價值有保障、甚至有利的制度很重要 。

以森林碳匯為例，至少在碳吸存、碳保存、碳替代、碳管理等面向，都有不少「潛力」，必須盤點法規、確立利害關係人群體、惠益機制、抵換方法等，既可興利，又可促進族群共榮，穩固自然資源之質與量，為台灣的永續奠定更優良的基礎。

國發會所提的淨零路徑中，森林碳匯匡列經費高達847億，是諸多淨零方案中的「重要支出」，倘若這是以「投資自然」的方式，可以為自然碳匯增益更大之價值，無可厚非，但仍須謹慎判斷其可行性與實際效果。但目前為止，外界並不知道高額的經費所謂何來？可預期之效果為何？以何方法？可謂是一團迷霧，不明究竟。

倘若上揭經費之匡列，僅是一般林業維繫之經費彙整，則恐怕是誤解淨零視野下，森林碳匯應有之定位。林務局在官方網站上，雖以森林碳管理策略，列舉「碳吸存」、「碳保存」、與「碳替代」三種策略，惟其內容似乎與現行業務無甚差別，例如，增加造林面積，從何處增加？可以創匯多少？生態旅遊又可創造多少「額外」的碳匯？與增匯有何關聯？森林生質碳取代化石燃料的具體作為與時程、目標均付諸闕如。

如此之「森林碳匯」，恐與「投資自然」相距甚遠。

事實上，如果不重新思考森林在台灣的地位，僅憑現行林務局的思維與方法，是難以應對台灣淨零目標的需要的。森林碳匯除了「碳」本身的價值外，還有其他生態系統與環境效益，因此，除了基線的劃設必須由政府以本土之立場加以確定外，方法上也應該有別於一般工業碳排的計算。在政治與科學之間，必須取得平衡，有利於淨零目標的達成及原住民惠益的轉型正義，如此才能彰顯氣候時代下的新森林治理觀，真正做到「投資自然」，而不是舊瓶裝新酒，只要經費，不要碳匯。（待續）

省思地球日：艱辛時刻的睿智選擇，投資自然（三）

投資自然需要正確的觀念與作法，才能確保自然衍生的惠益能發揮作用。

自然無聲無息，無論是樹或其他自然實體幾乎都要靠「人類」從人類自己的角度，主張「人類的權利」來保護它們。當我們認為自然應該有權利時，並不代表自然擁有跟人類一模一樣的權利，比如說法人公司、未成年人，我們雖然認為他們應享有權利，但並非認為自然擁有跟人享有完全一模一樣的權利。

以淨零路徑備受重視的森林碳匯而言，森林係指林地及其群生竹、木之總稱，若能形成一定的制度保障，既可適用於樹木個體，更可用於森林集體，故本文泛以「樹權」概括之。

樹木擁有權利，是環境保護演進上的一個必然，賦予樹木一定的權利（借助類似人權的概念），是繼動物保護之後的一個趨勢，也是環境法律的一個必備要素。只是其內涵還需要更多灌注與投入。

作為長期關心樹議題、立足於台北的環境公民團體，2020年本會據此提出「台北樹都」倡議，為樹請命。

我們認為「一個樹木無法變老的城市，不可能成為人類宜居的城市」，目前只有老樹、沒有小樹的環境法治觀，無助於創造更多寶貴的綠色資源，也無法激勵更多創意建立屬於台灣的綠色資產制度保障。寸土寸金的城市中，除了少數資深老樹、大樹受到維護，多數的樹木被種植在狹小樹穴中、或是經常因應土地使用的需求而被任意砍伐或移除，樹劫不得解。

為此本會提出兩個思考：（一）許下2050年種150萬棵樹宏願；（二）草擬「台北市樹權自治條例」，倡議台北市可以成為亞洲第一個立法承認樹木權利的城市。期望透過量變，提升市民樹意識崛起，進而帶來質變，為樹權立法的結果。

許下2050年種150萬棵樹

台北市大約一半面積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平地樹冠覆蓋率（綠遮蔭）僅1.3%，遠低於一般宜居城市的20%標準。如以臺北市平地面積116.9平方公里計，達到20%的樹冠覆蓋率（23.4平方公里），大約需要再種植150萬棵樹。

市區栽植150萬棵樹還不到一人一樹的程度（北市人口264萬），本會建議透過（1）妥善利用1.6萬筆，面積廣達54平方公里的公有閒置空地；（2）落實都市計畫法第45條：『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目前僅為5.3%），盡速完成6.1平方公里尚未建設之公園用地；（3）都市更新釋放空間，現在60萬戶超過30年住宅，依照「臺北市新建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母法為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一宅至少預留一棵大小樹的綠色空間（或許在陽台、屋頂或地面空地），即可達成家家戶戶有樹的目標

草擬「樹權自治條例」推動樹權

對樹木的尊重可以從制定進階2.0版的「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著手，進化為「台北市樹權自治條例」，承認並保障集體與個體樹木的權利，包括都市規劃中保留給樹木的空間、樹穴的設計如何讓樹木有足夠空間可以在未來成熟成長，修剪維護上如何讓樹木能夠自然生長，編列維護樹木的必要經費比例，以及移植與砍伐之前的必要審議流程等，深化尊重樹木生命的價值觀 ，並予以法制化。

此外，納入公民參與保護樹木的機制，是台北市深化市民情感與生態共生的重要措施，讓居民對於自身社區的個別樹木也可以有一定的照顧管理權，目前台北市已有「台北市公園及行道樹認養作業要點」，未來在樹權自治條例下，台北市民或可成為樹木「代言人」的角色，甚至為受長期照顧的樹木之權益上法院，捍衛樹的權利等。

「樹權」其實是尊重樹作為生命的「存在」，讓樹在城市中的地位與「路燈」有所區別，不再將樹與無生命的物品等同視之。改善人與樹的關係應該從我們這一代人、我們所在的城市開始做起。

樹木有了一定的權利之後，除了建立環境的可觀效益外，循環經濟、生態服務、都市碳匯等等衍生的「經濟與社會效益」就會水到渠成。因此，賦予樹木權利，其實也是「投資自然」的必要過程，以權利為基礎的樹木治理，既可發揮累積意識的作用，厚植自然的資本，更可建立長久可行的制度。許多政治人物不曾思考「投資自然」的真諦，更少有類似思考，導致他們口中的環境保護、氣候解方，不是淪為硬體建設的比拼，就是華而不實，變得既空洞、又與人民疏離，更無法真正造福環境與後代，亟待改變。（系列文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