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十有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篇），這是孔子個人70歲以後為自己人生所做的註腳，也成為中國世世代代知識份子的人生圖像。

其實，孔子這個人生的況述，某個程度來講還頗令人稱羨呢。從心所欲不逾矩，說易行難，在孔子身上，最著名的就是著書立說，寫下春秋，訂下褒貶多少人物的標準。這是孔子的一家之言，他的判斷方式與標準，成為以後世代的共同依歸，已是後話，並非孔子預期。

法律的志業，是否也有這樣的起伏變化，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有不同的景緻與面貌？ 有志於法學的人，終其一生，始終如一者有多少？始終如一的樣貌又是如何？

雖然法學是不是科學，一直存在爭論，但將法學說成是一門藝術，恐怕會嚇壞很多人。因為藝術沒有具體標準，或有驚艷，但很難預期；判決如果很難預期，或者法官像個藝術家，對司法的可信度不見得是好事。

台灣從解嚴之前，就不乏關懷社會、甚至批判社會的法學家，使法治在台灣逐漸成為人們的希望與信仰；解嚴之後，法學家也前仆後繼，廓清法治的真相，希望將台灣推向依法治理的典範。實際的情況距離理想尚遠。

法學家的成長，不是一夕造成的，能創立拘束一生或永世正確的「法理」，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接近是奇蹟。

在真理尋獲之前，法學豈止應該謙卑而已。

有一些原本奉為圭臬的權力或信念，例如一黨專政、主權優於人權等，其具體內涵在不同的國度或社會情境，理解不同，實際執行的狀況有差異。其他關於人的尊嚴的重視，如果不是二次大戰後，德國對於希特勒統治的徹底反省，付出沉痛而可觀的代價，能有實質內涵的可能嗎？

假如民主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的話，其內涵有一致性？拉丁美洲有人要以投票方式將總統任期取消，這和帝制有何不同？所以，制衡才是民主的硬道理。對於權力，一定要牽制與平衡。沒有制衡，光有民主的形式，有意義嗎？但是，因此而否定民主，是不是太超過了？

北大法學院著名的法學教授賀衛方曾說：「法律是一個特別具有社會性的學科，社會就是我們的實驗室。如果你的學說與社會是沒有關連的，或者說，當發現社會的弊端，違反法治的弊端，不去作一些抨擊、批評和揭露，我覺得這就是真正缺乏一種社會關懷，這樣的法學家要打折扣的。」（南方人物週刊，2005.6期）當時他大概40幾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