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煤又廢核」之壯舉，有兩點值得台灣思考，一是能源轉型對社會結構衝擊之評估是否真實，二是廢核政策背後的邏輯與理性考量。

德國煤礦與火力發電廠多為民營，遇到此生死交關之變革，業者必然全力阻擋，不斷提出強烈且清楚的訴求，援引經濟分析數據據理力爭，反對方也需要提出更嚴謹之主張，反覆論證可越辯越明，有助於挖掘真實社會與經濟成本。

相反的與台灣為台電一家獨大且為國營，能源轉型議題上幾乎沒有專業聲音，謹遵上意，讓專業淪為為政治服務，而這種高度專業且資訊封閉之電力業，如又缺乏來自內部的真實聲音，完全無助於事理之討論，僅能呈現「長官」想要的結果，也造就光電政策推出後，農地、濕地、水庫、山坡地種電亂象，無端影響民眾對再生能源發展之信心。

核能部分，德國認為核電是低碳能源，缺點是核能潛在危險，以及核廢料最終處理等問題 。德國自身廢核，不代表拒絕核電，總體上德國為電力淨輸出國，但細分區域，鄰近的法國仍然出口大量電力入德，每年達14.8億度(TWh) ，而法國75%電力為核電。

由於德國位於歐洲地理中心，享有歐洲電網優勢，這樣的選擇非常理性（頗有以鄰為壑的味道）。因此，德國大部分能源進口不是出於電力短缺，而是價格考量（法國核電便宜），供電者購買最便宜電力，再輸出給顧客，電力均有來源證明書，大家也知道這是核電。

相反的，台灣沒有歐洲電網優勢，以歐洲「負電價」為例（核能發電不可停止，發電量供過於求）或是基載謬誤（base-load fallacy；特指先入為主的認定核能為基載電力不可廢棄），強化能源轉型應盡速拋棄核能基載、擁抱燃氣或再生能源等彈性機組，簡化且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能源轉型到甚麼程度時，才要捨棄核能。

民國91年「環境基本法」通過宣示非核家園時，當年抽蓄水力與再生能源佔比僅佔總發電量3.9% ，也沒有大幅增加燃氣電廠之政策規畫，根本沒有剔除核能做為基載電力的條件。而這種先有口號，再想做法、說法，將環境議題與所謂民主運動結合的方式，綁架了台灣能源轉型的空間，也影響了為其規劃可行路徑的可能性。

其實，如果我們真的有學到德國人的精明的話，應該先確認能源轉型路徑、設定長期再生能源目標，再破釜沉舟循序漸進「完成立法」，理性且務實的選擇「既可廢核，又可低碳」的發展路徑，而非先畫靶再射箭。

備註：蔡總統於民國106年宣示中長期能源配比：2025年實現再生能源占比達20%、天然氣50%、燃煤30%發電結構迄今尚未入法；僅「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有2015年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推廣目標總量達2千7百萬瓩以上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