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看到新聞上出現工廠違法排放廢氣、廢水，污染了我們的環境，卻只被主管機關「依法」罰了一點錢時，相信大多數的人心中都會有無限的無奈與不滿，覺得怎麼法律訂的處罰這麼少，所以應該要修法，好好提高罰鍰上限，才能嚴懲這些不肖廠商。

於是聽到選民憤怒聲音的立委諸公就開始修空汙法、修水汙法，提高罰鍰上限。每當污染剛發生的期間，立院的衛環委員會都很熱鬧，數十件的『提高罰鍰』的修正法案一齊湧入委員會，把原本要排的年金、勞工議題等重大議題都先往後挪。

但是罰鍰要修多高？其實沒個準。有人說500萬，有人說2000萬或更高。如果從行政罰嚇阻不法的目的來看，其實這些數字都不夠。違法污染的罰鍰對企業來說就是成本，如果污染帶來的成本小於污染所得的利益，那永遠沒有辦法阻止企業繼續污染。釜底抽薪之計，一定要先讓企業繳回違反環境法規所得的所有不法利益，然後再來談罰鍰，才有意義。

所以是不是要等空污、水汙、環評等法規修正，才能追討污染所得的不法利益呢？答案是不必。早在民國94年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環保署在94年行政罰法通過後，就開始利用行政罰法18條追徵環境違規行為的不法利得，到102年底共運用在28案，總計徵不法利得8億元。其中最大一筆，是發生在花蓮。案件的始末如下：花蓮和平電廠在民國87年通過環評時，依環評結論獲得每年344萬公噸的用煤量，並依此數量向花蓮縣政府申請燃煤使用許可證。民國97、98年和平電廠超量使用燃煤，被花蓮縣政府環保局查獲，先依空污法58條的規定，處新台幣10萬元，後來環保署得知，認為處罰太低，就建議花蓮縣環保局依行政罰法18條追繳不法利得，花蓮縣因此撤銷原來空污法10萬元的處分，改依行政罰法處罰4.4億元，創下違反環保法規最高罰鍰的記錄。

和平電廠在民國102年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起訴，要求撤銷罰鍰處分，獲得勝訴判決，103年經花蓮縣政府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後，全案發回高院更審，目前訴訟還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審中。

雖然有反對意見認為捨個別環保法規不用，而動輒以行政罰法處罰，違反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立法例，會讓企業無法預測罰鍰金額，進而阻礙國內外投資與經濟發展。但這恐怕是因為除去不法利得的法治觀念在我國尚未普及，廠商沒有料到環保主管機關還有這一招，前環保署長沈世宏也曾投報表示，地方環保主管機關運用行政罰法18條不夠積極 ，無法讓廠商知道「違法一定是得不償失的」。所以當務之急反而是讓運用行政罰法18條追繳不法利得成為常態，以建立新的環境法秩序觀念。

以消除違法的經濟為目的的環保裁罰方式已是國際潮流，例如美國已廣泛地運用計算不法利得結果據以裁處罰鍰，並進而除去其不法利得 。考量經濟性因素之行政制裁方式，在英國和荷蘭也同樣有廣泛應用。

可以說，中央與地方機關對於環境違規事件廣泛運用行政罰法第18條不但恰如其分，而且是使台灣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必要手段。

放任違法廠商保有不法利益，就等於鼓勵廠商違法，特別是在一旦遭破壞就難以回復的環境領域，更不容許這樣的情形發生。今後環境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環境法規的行政裁罰，均應以追繳不法利得為原則，而不是固守傳統環境法的裁罰額度，才能維護環境法規的尊嚴，並有效嚇阻環境違規與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