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0年代以來，國際間，聚焦在水議題的會議越來越多。

這些國際會議或活動的核心目標之一：為了提高人們對於水議題的重視，並且整合更多資源解決水困境，這應是沒有疑問的。然而，這些議題之中，有些是屬於個人層次、有些屬於國家層次與區域層次、有些則是屬於全球治理的層次。

儘管召開個各種大小規模不一、嘗試各種主題的國際水會議，用水議題對人們來說直觀上雖然重要，但至今仍很難提升到具有極高獨立性的核心環境保護議題。這與1977年聯合國第一次特別討論水議題的「馬德普拉塔行動計劃」(Mar del PlataAction Plan)所揭露，到如今仍辯論得沸沸揚揚的、迄未有共識的「用水人權」(the humanright to water)爭議有關。

人類的生存依賴用水甚深，好比人類必須食用動植物以存活一般，但水不像其他野生動植物可從動物生命或其他形式加以定義，要導出用水人權並非易事。倘若退而求其次，以人類生存所需的角度看待水，則會面臨經濟用水(如工業、農業用水)和人類基本飲水需求間的難以取捨。

反觀台灣呢？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環境科學大辭典，水權(WaterRights)之名詞解釋為：「依據水利法，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水權係指依法對於地面水或地下水有取得使用或收益之權。一般而言，水權的取得與規範，在制度上有兩種精神：優先權制(Appropriative Right System)以及河岸權制(RiparianRight System)。

所謂的優先權制，是指水權是由水資源的第一位開發者與使用者獲得，且該水源必須用於有益的使用(beneficial use)，而該水權也可以交易移轉。河岸權制則指水權乃附屬於毗連河岸的土地，不單獨交易。

台灣的水利，在日本據台前，多由私人興建，灌溉水為私有，可自由買賣，日據之後，則漸將水權轉為公有。目前政府對水權制度採命令及控制式的管理，有濃厚的管制色彩，諸如水權的取得要先申請等，但實際上仍傾向於優先權制，一直核准既有水權者的再申請，不過水權並不能自由交易。由於禁止水權交易，因此水資源無法流向更有效率的用途，使得各用水者的邊際效益差距過大。

例如既有水權者無節水誘因，而新興用水需求者尋覓新水源的成本高，將造成濫抽地下水等負面效果」。顯然，台灣水治理的核心邏輯，仍以經濟用水為優先考量，且水權制度有必要加以調整。

水到用時方憂少，事非經過不知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