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與氣候變遷簡史,從荷蘭東印度公司到當代石油巨頭 環境正義
荷蘭法院對殼牌(Shell)作出的判決,下令殼牌集團必須再把集團總碳排放量,於2030年前減低45%
2021/06/03 1001
圖/Skitterphoto

五月底兩則新聞顯示世界經濟秩序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對氣候變遷做出反應。一是荷蘭法院對殼牌(Shell)作出的判決,下令殼牌集團必須再把集團總碳排放量,於2030年前減低45%,比該公司原先規劃的20%高出許多;另一是環保團體取得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的兩席董事席次。

在荷蘭,包括阿姆斯特丹、海牙等大城市在內,50%的陸地位在海平面以下。「看不到水壩的水壩廣場」說明這段水域變陸地的歷史。或許是出於生存的危機感,荷蘭法院從2016年Urgenda案到本次對殼牌的判決,均積極扮演「全球氣候訴訟進展發動機」。但荷蘭司法在氣候訴訟展現積極性,甚至不惜對佔荷蘭GDP超過4%的殼牌出手,背後有更深的歷史背景與理論基礎。

荷蘭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發源地之一。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成立,可謂跨國際企業的原型。VOC的出現,代表一個「股東只負擔有限責任」的company概念的發明,吸引全歐洲的財富湧向荷蘭。1665年畫家維梅爾以少女與珍珠相互輝映之美,永恆地保留了黃金時代的輝煌。

荷蘭的繁榮與被譽為國際法鼻祖的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有密切關聯。格勞秀斯1609年出版《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提出公海可以自由航行的概念,為荷蘭商船找到突破英國、西班牙艦隊包圍網的理論依據,航向世界。但這只是《海洋自由論》的附加價值。《海洋自由論》真正要探索的是”nature of law”(自然法)的過程,在神學基礎上重新思考上帝與俗世的關係。格勞秀斯認為「自然法」就是連上帝都無法改變的規律,起源是人性。若一個行動是合於人性,就被自然法所允許。若是不合,就不被允許。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兩方面;一是自我保存的慾求,一是對社會的需要。這兩種需求有時會矛盾,但自然法就要求人在這中間以理性來權衡。因為有了自然法的概念,「法律」得以超越實定的層次,不再是有權者的統治工具,而有了自己的生命。格勞秀斯的貢獻不僅止於國際法,而是對世界秩序的形成有更深遠的影響。

179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式破產,在近200年間, VOC派遣近 100萬歐洲人在 4,785艘船上從事亞洲貿易工作,超過250萬噸亞洲貿易貨物運往歐洲,同時將槍砲、病菌、殖民、奴隸、暴力、環境破壞帶到全世界。

在VOC關門大吉的40年前,另一位有虔誠信仰的哲學家,著名的亞當斯密已經在《道德情操論》(1759)中反省了資本主義的肆虐。亞當斯密寫《國富論》(1776)之前,是先思考「道德情操」的。無道德情操無資本主義,無道德情操則自由放任將無比貪婪而危害人類。 (摘述自環報110期:道德情操與自然環境http://www.eqpf.org/envinews/epContent.aspx?dsn=350&cId=3)亞當斯密認為法律創造出「有限責任公司」這種法人地位,是一種無理的特權與補貼,他所尋找的「那隻看不見的手」,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慾望」,而是社會集體的「道德情操」。亞當斯密相信如果讓公司更開放,讓更多人成為股東,便可將人類自私動機之間的交互作用,轉化成最出人意表的結果:社會和諧。

曾經歷過東印度公司帶來輝煌時代的荷蘭,深知剝削與掠奪不能帶來永續的繁榮,然而1890年成立的荷蘭皇家殼牌公司,卻走上這條老路,更何況其影響為可能導致荷蘭沉入海中的「全球暖化」。對於這樣一個不顧全球減碳目標,「反噬」母國根基的跨國企業,海牙法院站在維護國民基本權利的立場當然有義務釐清的企業減碳責任。而格勞秀斯的自然法概念則為法院找到駁斥殼牌主張「《巴黎協定》沒有規定企業減碳義務」的基礎。

牛津大學經濟學家凱特·拉沃斯 (Kate Raworth)稱殼牌在法庭上的敗訴是「邁向無化石燃料未來的社會轉折點」。衛報則稱荷蘭案例開闢了一條對抗企業排碳的新戰線,鼓勵全球氣候倡導者在更多國家尋求更多案例。

在大西洋另一側,美國最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輸掉與一家小型新對沖基金 Engine No. 1的戰鬥,該基金召集了貝萊德(Blackrock)和紐約州養老基金等大型投資者的支持,在埃克森美孚12人的董事會中贏得兩個席位,預期將迫使該公司改變化石燃料為主的營運方向,發起一場企業內部的能源轉型革命。

這或許證明一旦環境倫理成形成人類文明的新道德情操,即便是自私與功利驅動的資本主義,在合宜的環境倫理下,適度調整並非完全不可想像。好的經濟是永續的經濟,是地球萬物享有一定平等權利的經濟,也是每個世代得以延續福祉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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